晚上，聽著小提琴家夏漢(Shaham)與指揮家布烈士(Boulez)合作的《巴托克第二號鋼琴協奏曲》。我常認為漢文在翻譯上，常受到譯者個人主觀意見的影響，比方說，鋼琴協奏曲的英文是Concerto for Violin and Orchestra，也就是「為小提琴與交響樂團而作之協奏曲」，這個原文的意思，在於強調演出上小提琴手與樂團合而為一的整體協調性，在創造樂音旋律上的必要。小提琴家必須理解樂團，樂團也須能理解小提琴家，如此出現的對話，才能水乳交融。否則，人神乖離的演出，在耳中只能呈現刺耳，即使有一流的絕世小提家在陣，還是可能淪為炫技之作，談不上是一流的作品。
中文翻譯的《巴托克鋼琴協奏曲》是見不到這種精神存在的。這種侈譯上精神的轉移，某個程度上也造成我國音樂教育中詮釋上的弱點。不過，James在這兒要談的，其實是西方概念到了東方漢文化中，受到扭曲理解情形。
我們先來談談national identity這個字眼好了，個人認為在目前漢文中並沒有真正良好的翻譯。或許是班門弄斧，畢竟有專治思想的人更適合來談這個問題。不過，畢竟national identity這個概念，極嚴重的影響到今日台灣政治分歧。對一個政治學系的學生來說，應該是一個處理的問題。先事聲明，這個題目heisdsc是比我適合談的，我的想法多半是胡拼猜湊出來的，所以有錯，歡迎指教。
national一詞，在英文中，有民族、國家、國民等意思，而在中譯上，要將之譯為何者，除了要看情境脈絡以外，譯者個人的學養及立場，自是有所影響。在早期的漢文學者中，多將national譯為民族的，國家的。這是一個明顯的偏重國家建立過程下，所必須採用的迻譯。孫文就將nationalism譯為民族主義，但是這個早期的民族主義，其實是一種「族群—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是作為漢民族趨趕滿民族的思想武器。川島芳子有叛國嗎？作為一個滿人來說，她的想法並沒有什麼錯。而「趨逐靼虜，恢復中華」要趕的，也就是作為統治者的滿人，至於後來轉為五族共和，已脫離了中國早年建國運動中的etho-nationalism的論述，轉為civic-nationalism的觀點。
然而，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學者為了除去軍國主義之弊，也重新發現主權屬於人民的國家，才能為人民謀求福利的理想，而生出了「國民主義」這種具有開創性的譯名。國民主義的概念下，將national視為屬於人民的，必須為謀求人民最大利益出發的建設，才有所助益。因此，國民車是為了讓國民普遍能夠享有的交通工具，不是為了讓資本家得利發展產業累積資本之用的商品。而國民意識下，國家是國民的國家，不是某族群操控的禁臠。作為國民的優先性高於作為漢人、客家人、新移民的血緣親近性，共同為了建立國家的主體為國民謀福利而奮鬥。
談這個問題的必要性在於目前台灣的漢文使用上，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兩名詞在使用上的混淆，造成政治動員上操弄的工具來進行分裂，對國民集體已造成了危害。national identity，如果指的是民族認同。則我們應深究這裡指的nation是ethno-nation，還是civic-nation。漢人民族福佬沙文主義式的認同，是排除Hakka，原住民的思想。而中華民族認同，在二十世紀的發展中，卻帶來了太多的苦難。而如果將national identity視為國家認同，則我們更應該理解nation所指的國家，國民是否具有普遍性的存在。國家並不是憲法上出現的字眼，而是刻在人民心版上的政治圖騰，以色列國家並非單純出現在應許之地出現的實體國家，而是刻在二千年流亡猶太人心上的政治夢想。缺乏「國家」理念的人民，自然無法具有國民性，也自然出現了國家認同虛假的怪象。
夏漢是一個以色列的小提琴家，他的成長過程，有I. Perlman這位猶太裔的小提琴大師扶持，才有今天的地位。在古典音樂圈中，猶太人憑藉著堅韌的國家認同，而能夠在二千年後將概念上的以色列國家建立成實體的以色列國家。這種絕對的思想主體性，正是猶太人在各領域擁有其獨特思想特性之主因。而今天，逐漸理解台灣主體性必要的台灣人民，應勇敢而自主的作出思想上的選擇，選擇台灣作為心靈上的故鄉。
在hesidsc的轉介下，無意間讀到一位中國南京人士—安替博客參與台灣三二○泛藍抗議後的心路歷程，細讀之下，竟發現安替的心路歷程，在他的「台北，你能不走远吗？——纪念在台湾的日子」深刻地描繪出作為一個追求中國民主的Blogger，在凱達格蘭大道上所受到的感動。走筆至此，這張CD已放到第七軌的另一個曲目上：《為小提琴與樂團而作之狂想曲》(Rhapsody for Violin and Orchestra no. 2)的第二樂章Friss，法籍指揮大師Boulez趨使著美國最具匈牙利風的芝加哥樂團與以色利籍小提琴家Shaham正演出巴托克利用羅馬尼克式音階造出的詭異感，在齊巴龍琴(Cimbalom)摻入的泛音下抹出的一絲顫憟。
台北的电话区号是02，高雄的区号是07，那么01是哪个城市的区号？
答案是南京。
这个答案让我这个南京人立刻毫无保留地爱上了台北，这个依然说着曾经的南京国语的地方。在台北吃小吃，老板们会推荐鸭血粉丝汤和臭豆腐这种“台北特色小吃” 给你，让我一下子回到夫子庙。童年在总统府的记忆一下子可以和凯达格兰大道重合起来，中山堂在心目中也是离中山陵不远。甚至你在台北市区，你能看到所有的路标地名和南京一样，是真正的汉语拼音加汉字标识（感谢马市长）。妈妈让我多拍拍台北照片，可是，台北在外观上竟然让我这个南京人没有任何拍照的欲望—— 台北就是繁体的南京。
第一次去台北，但却太熟悉台北了。国民党离开首都南京，依然把南京的梦留到了80年代。我的台湾朋友们，都是读着中华民国首都在南京的教科书长大的，他们可能记得不台湾南部山水的名字，但却不可能记不得任何一个大陆内河和铁路的走向。台北的建筑看起来乱糟糟，因为在以前都没有怎么规划，101大楼也是近年本土化后的产物——在他们的心中，以后要回首都南京的，把台北建设那么好做什么？
中华民国迁台这半个世纪，台北人自觉或者被迫做着“活在南京”的梦想。来到台北的我，深深感受到了这种梦想的印记，感觉亲切和温暖。但是我很快就明白我的这种“亲切和温暖”是建立在台北人的内心分裂痛苦之上的。虽然这和李登辉访问日本深感亲切和温暖有所不同，但也相差不远。
但是这种亲切和温暖很快就变成了对泛蓝的爱，因为泛蓝就是南京梦的残留。我的台独朋友也由于对台湾本土文化的捍卫表现了对泛蓝的激烈反感，因为他们不需要这个南京梦，一点残留都不想要。这个南京梦曾经压制了他们的台湾梦，到了报复的时候了。在这场报复中，什么政治规则，都可以暂时不顾的。而南京的孩子们，必须反击，拼命地反击。
我们激烈争论着，一场又一场。在咖啡屋、在立法院、在智库、在学校、在凯达格兰大道、在选战现场、在马路上、在台南。我举着青天白日旗、围着换总统的头带、戴着选2号的袖章、甚至用汽笛，不断和泛绿的朋友争论。这个地方有一半人视我是外国人，我却仿佛自己通过时间机器回到1949年之前，捍卫一个已经只存在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华民国。
当连战3月20日夜宣布提起选举无效之诉的时候，我和所有在场的泛蓝群众一样，流着泪疯狂地叫着。我天天和台大的朋友去凯达格兰大道静坐、示威，听那些台湾传奇人物的演讲：连战、宋楚瑜、马英九、王金平、许信良。我们到处散发着中华民国国旗和连宋竞选标志。下着雨的凌晨，我看着那些继续坚持、轮换上场的泛蓝民众们，我哭了。我不能说能完全理解他们，但我知道，这些南京的孩子们，不能再退了，再退就什么都没有了。以至于回到大陆之后，一听到录像或者电视中有汽笛的声音，我的心就在最软弱的地方被人击打了一下。
我能理解泛绿——他们民主、年轻、本土，代表未来，但我从心底热爱泛蓝——因为他们就是我，我们都是南京的孩子、孙中山的后代。我尊重那些不认同中国的台湾人，的确每个人有自己的活法，国民政府对台湾本土人士的压制也是历史的事实，但我更希望南京的孩子们在台湾也应该有自己的幸福，这些不说闽南话的外省人和客家人，是我真正热爱的同胞。我不管，在族群撕裂的台湾，我自然地为更像自己更认同自己的同胞说话。况且台独梦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除非他们把三分之一的外省人和客家人赶出美丽岛，否则独立之日就是台湾本土分裂成南北两国之时。或者他们自己消弭族群差异，那样台独梦就根本没有理由存在了。
如果没有台独，我愿意生活在台北。台北是中国最民主的城市、最礼貌的城市、最方便的城市、最干净的城市，更是美眉说话最迷人的城市——泛蓝美眉的国语迷到你立刻全身酥软，让你彻底忘掉对别人许下的全部誓言。
我知道我的这种想法，太男权主义、太国语沙文主义、甚至被台独认为太文化殖民主义，毕竟台北要告别人格分裂的过去，寻找自己的梦。我知道现在我们这个样子，也没有资格要求你们留下。我也尊重你们的选择，只是从心底希望，台北，请你别走远，等我们也民主了，大家再坐下来一起做梦，一个台北和南京的鸳鸯蝴蝶梦。
[按：底線重點為James附加]
posted 2005.01.12 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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